今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随着政策落地和推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舆论热议。

    从中山大学校长卸任后，黄达人教授就一直关注职业教育发展，并被邀请至各论坛、会议进行交流，讲述他眼中的职业教育和本科高校转型。本文是根据黄达人教授在各个场合下的发言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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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的职业教育

    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2011年下半年，我走访了国内十五个省市的二十几所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骨干）校、民办学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出版了一本访谈录《高职的前程》。可能很多人会奇怪，作为一个长期在“985”大学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怎么突然对职业教育感起了兴趣？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可以更直接地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提供大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技能、高技术、应用型一线人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深入理解，我认为，职业教育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高职的前程》前言里，我总结了职业教育的三个特征：一是师资，强调“双师型”的师资队伍；二是就业，强调持证上岗；三是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基础与实践结合。我发现，不仅在高职院校，在普通高校包括“985”大学里，也大量存在有着职业教育特征的专业。例如，临床医学专业的老师需要有在医院临床工作的经历。学校要办医学教育就要有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学生上岗前需要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所以，讲职业教育，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高职院校。由于教育管理部门机构设置等原因，造成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看法，把高等职业教育看成是专科层次的教育，把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院校看成职业学校。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误解。

    正因如此，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直接等同于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应用技术型高校主要进行职业教育，但并不仅限于职业教育。而且，对于“职业教育”，大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现阶段，关键是把“应用型”这条路走起来；同样，也不代表其他高校就没有进行职业教育了。我赞成国家通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衔接中高职，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做法。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专科层次的，也不是只有命名为职业教育的学校才来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很重要。打破了把高等职业教育看作专科层次的观念，回归了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说明职业教育是贯穿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方向。

    因此，我建议，不要把职业教育体系和整个教育体系分得太开，尤其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不刻意强调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纳入到职业教育体系，而是应该把高等职业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框架下去考虑。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老百姓很看重学历；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把职业教育独立于整个教育之外，反而可能无法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相互融合才能使得职业教育有地位。

    普职融合的他山之石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可以也应该融合。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可以提供一些启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建忠教授在《职教提高层次，国外怎么做？》文章里介绍，日本在建立职业教育体系方面，沿学历体系多重路径向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学制灵活，设立多种学习路径。高等职业学校的入学要求是初中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同样，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四年制普通大学或两年制短期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三年级，如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二是为学生打通升学通道，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相当于本科层次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学位，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教育资格。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职业教育高度发达的德国，提早分流是德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前提也是各类教育形式之间进行互通，以便未来学生可以随时分流。

    因此，要加深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我认为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放在完善中国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提出，充分考虑与整个教育体系的融合；二是学校层面。对于学校而言，要有自己的办学定位，立足定位，办出特色，服务社会；三是学生层面。让学生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有着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不是通过一次分流就决定了未来的方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可以有多次选择的机会。

    所有大学都应关注“应用型”

    关于本科应用型转型这件事，我是很赞成的。我认为，关于“应用型”，不应该在定义上做文章、去纠结，而是应该看到其本质。“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我们的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要所有大学都来走“应用型”道路，但起码所有大学都应该来关注。

    以中山大学为例。中山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国际水平，国家需求”。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由国务院发布实施以后，广东需求就是国家需求。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把广东需求作为学科、专业布局的依据，例如，农业学科、海洋学科等。在研究上，也非常关注应用研究。例如，医科，明确提出以疾病为导向；文科，我们主张问题导向。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特别注重给应用研究特长的教师以职称晋升的特殊通道。在国际合作方面，结合广东核电、电子等支柱性产业需求，先后成立了中法核工程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

    其实，所有大学都在关注应用的问题。例如，教育部、财政部正在实施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对其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的总体思路为，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根本要求，依据国家、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规划以及行业、企业的重大需求，对协同创新方向选择的重大意义、深远影响以及紧迫程度进行认定。

    “2011计划”有四类协同创新模式，这次候选认定的69个中心，有29个属于面向行业、产业类。我参加了其中一个活动注意到，此类中心特别强调以“支撑传统、引领新兴、产学融合、贡献重大”为建设宗旨，经过改革发展，建设成为我国行业产业前瞻与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推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转化平台，高端行业产业人才的培养摇篮。这次也看到，这类中心的牵头高校主要是“985”、“211”大学。因此，我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不仅仅存在于狭义的职业教育，也不为应用技术型高校所专属。“应用型”代表着一个办学方向。 

    之所以要强调这是一个方向，就是希望学校领导不要纠结于概念，而是要认清本质。大多数高校领导对于“应用型”是没有分歧的，就没有必要去争论是不是职业教育，也没有必要去分辨应用技术型与应用科技型在字面上的差别。推动本科应用型转型，关键在于如何去推动。用安徽省教育厅程艺厅长的话说，“用应用的方式推进应用型转型”。我也认为，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特别关注的焦点，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重要的是行动，而不要让一些概念上的争论扰乱了我们的办学方向。

    新建本科向应用型转型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新建本科的问题。首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一直把“应用型”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中对学校办学定位的基本要求。所以，强调新建本科向应用型转型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与老的本科院校相比，明确办学定位问题对新建本科院校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任务，这直接影响新专业的开设和布局以及教师队伍的建设等办学的重大问题。

    第三，很多新建本科就是从高职、高专升格而来，对于职业教育的特征，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规律，比较熟悉。因此，在应用型转型或者坚持走“应用型”道路上比较有利。所以，我认为，新建本科院校是应用型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在前面已经提出，应用型的方向是所有高等学校都要关注的，应用型转型也不应只限于或专指新建本科院校。

    我在一些场合也听到人们的一些评论，认为新建本科是因为办学水平低才会被划为应用技术类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应用不代表低水平；面向职场培养人才也不是低水平；强调应用研究更不是低水平。我特别认同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大学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上可能定位各不相同，但不应以定位来判断大学的水平。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体现在办学定位上而是体现服务于定位的水平上。

    本科应用型转型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注意多样化发展

    我听说，有舆论认为，所谓推进本科应用型转型的《驻马店共识》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是用行政的方式改变学校的办学方式。要评价这个观点，我认为，应从国家意志和大学自主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第一，关于国家意志，我想通过建设《大学章程》这件事来说明。从法理上来说，制定组织章程的是其投资者、发起人或举办者，对公立大学而言就是政府。也就是说，大学章程一定要能够体现举办者的布局和意愿，而大学在确定的框架下行使办学自主权。如果不能体现举办者的意愿，无法界定大学与政府的边界，《大学章程》的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对于公立大学而言，政府作为举办者，如果国家意志无法得到体现，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就无从谈起。

    就我走访的情况来看，很多学校比较早地就明确提出要走“应用型”的道路，而且不少已经付诸行动。安徽、河南、山东、重庆等省市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出台政策或给予资金支持，鼓励转型。在此基础上，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进行了总结、推广和部署，并指导成立了技术应用大学联盟。我认为，这正是国家意志的正确体现。

    第二，在保证国家意志的前提下，需要梳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不要有太多规定，让大学自己去发展。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马里兰大学前校长牟德博士在与我交流时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思维模式是“不加控制，自由发展”。我也曾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要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少一些指令性的文件。

    最近对于落实大学自主权的讨论比较多，我认为，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力，而是应该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借鉴最近比较热门的负面清单的概念，所谓负面清单，就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以“非禁即入”为原则，仅规定禁止或限制进入的领域。那么，在讨论大学自主权方面，是否也可以转变一下思路，从规定“大学可以做什么”到明确“大学不能做什么”。政府不再给大学画圈，而是政府先把权力的边界划好，把办学的空间留给大学。

    另一方面，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强考核和评估。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简政放权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大学，从管制型向监管型转变，这里面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该放的权力放掉；二是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因此，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的管理应该侧重在监督。

    例如，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有了重要转变。本科教学评估已从水平评估改为审核评估以及针对新办本科院校的合格评估。合格评估抓底线。而所谓审核评估，是按学校自己确定办学目标进行评估。

    我认为，审核评估代表了政府对大学管理的一种导向，即对大学的评估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是用同样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价大学，也不是用定量的方式去考核大学，而是看大学是否遵循自己的办学定位，是否实现了办学目标。

    第三，作为学校而言，在走“应用型”道路时，不要照搬其他学校的经验，努力办出特色。

    去年年底，我请陈至立同志为海外大学校长访谈录作序，她说她最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注重大学发展的多样性。香港城市大学程星副校长则套用了一句名言：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

    我想，大学发展要多样性，本科应用型转型同样也要注重多样性。在现实中，我看到了各种精彩案例。有的立足地方，强调错位发展。例如，黄淮学院、徐州工程学院；有的原来是行业办学，现在要回归行业，强化行业。例如，武汉纺织大学、重庆科技学院、南京工程学院；有的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也积极对接行业和区域支柱产业。例如，常熟理工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有的是中德合作，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课程改革思路。例如，合肥学院；有的建设与城市密切互动的城市型大学。例如，成都大学。等等。

    另外，各个学校探索应用型转型的规模和范围也各不相同。多数学校整体转型，也有的学校在几个学院甚至在几个专业先探索应用型转型之路。例如，曲阜师范大学。

    总之，特色发展必然呈现多样性。在转型发展时既要贯彻国家意志，也要充分尊重大学的自主权，不能“一刀切”。

    走“应用型”道路要关注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

    我认为，对于大学而言，不管走不走“应用型”道路，都要关注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包括大学的办学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师队伍等。对于走应用型转型的高校，就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上，突出应用的特征。例如，人才培养的定位是要培养技术型人才，强调回归职场。我很赞成北京交通大学查建中教授对于应用型的理解，他认为，这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我觉得，是否也可以说，应用型强调面向一线、面向现场培养人才。又如，研究工作的定位强调面向行业、面向产业的应用研究，以产学研结合为特征。重点关注管理规范创新、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等等。

    这里，我特别想讲一讲学科基础建设的问题。在本科应用型转型中，需要重视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强调学生对职场的适应性，而不要求在专业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完备性和系统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学生的专业教育上，淡化学科体系不等于只关注学生的专业发展。在学生培养上，体与用、道与术的平衡是永恒的话题。我也看到一些明确走“应用型”道路的学校非常注重大学文化的建设，注重塑造学生良好的精神和气质。

    同时，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教师，他们是学科的专家。学科水平高低是评价教师的重要依据。我想，专业是培养学生的组织形式，而学科则是教师的成长道路。

    对于新建本科而言，更加不能忽视学科建设。一方面强调要向应用型转型；另一方面要注意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问，专科和本科的区别在哪里？得到了很多回答，也受到很多启发。最近，为了找到更为根本的区别，我认真阅读了《高等教育法》，找到了一些依据，列举出来：第十六条，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一）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二）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第二十五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第四十七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教授、副教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学科是本科区别专科的重要特征。

    走“应用型”道路，强调围绕行业、产业建设专业群，但是要注意到，支撑专业群的是学科群。我认为，“应用型”既体现在培养的学生为职场所欢迎，又体现在学校有能力为社会和企业服务，而服务能力的基础就是学科的水平。

    （本报记者梁国胜整理）   

 　赛场即舞台，中职模特新星争艳北京

　　2014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模特表演赛项在京举行

    青春的脸庞，婀娜的身姿，镁光灯闪耀的华美视觉盛宴……6月10日--13日，在艺术之都北京，在时尚之地751 D?PARK时尚设计广场第一车间，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近百名中职学生首次在专业的赛场、专业的灯光舞台上像行业的职业模特一样进行T台比拼，这是由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和北京市教委承办，东城区教委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协办的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模特表演赛的比赛场景，是校企共同选才、共同育才、共同办赛、共同推才的有益实践。来自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东城区教委的领导和国内中职教育系统的代表、高等院校、众多企业、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影视公司时尚界人士共同观摩了这场由中职模特参加的精彩表演，共同见证、分享了这一集模特大赛、校企合作、学术论坛、人才选荐等为一体的职业教育成果盛会。

　　在星光闪耀的专业T台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99名中职学生同台竞技。比赛分模特服装表演和平面模特展示两个组别进行，选手将通过泳装、生活装、产品展示、晚礼服等几个环节充分展现自己的技艺和风采，评委从选手的基本体态、T台技巧、风格化演绎、产品展示、镜前表现等多个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全方位考察，最终按10%、20%、30%的比例分别评选出比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奖者。

　　本届大赛本着规范、节俭、开放、时尚的原则，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策划、求新求变，呈现出以下八个亮点：

　　一是组赛专业化。本次大赛的组织、策划、选手及裁判选拔严格按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汇编》相关要求进行并直接与行业标准和企业技术发展水平“接轨”。比赛现场由中国“模特之父”之称的张舰担任导演，给学生真实的比赛环境，实现了中职模特大赛与行业比赛的无缝对接。大赛承办方充分调动地方优质服务企业及行业优质企业支持大赛组织运行。委托专业旅行社承担选手接待、人员车辆调动等任务；安排蟹岛三点钟会议中心为参赛选手提供优质舒适的住宿、训练条件；安排北京国际时装周活动中心——751 D?PARK时尚设计广场第一车间作为比赛场地；委托专业知名模特企业担任比赛现场执行，充分集合各方面优质资源，保证大赛的各个环节专业、公平、稳定、有序开展，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引进社会力量共同办赛的一次有益尝试。

　　二是办赛开放化。比赛场地预留足够空间安排观摩区域和媒体拍照区，同时还安排有实况转播、网上全程视频转播，做到比赛信息的及时推送。比赛期间，30多家媒体对大赛进行实时宣传报道，引导社会关注职业教育发展成果，让更多的学生认识职业教育，选择职业教育。

　　三是赛研一体化。比赛环节设计注重检验中等职业教育模特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质量，注重体现对模特人才综合素质的考评。大赛同期举办模特产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模特大赛专业办赛特点等专题研讨会，有利于参会各省市代表队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明确人才培养方向，达到以大赛引领和促进教育教学水平整体提升的目的。

　　四是功能多元化。本次大赛力求以一次大赛实现比赛、交流、教研、人才推介等多项功能。大赛期间，北京服装学院等优质高校与参赛学校、选手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举办专家讲座为各校介绍模特行业前沿的培养方向；一些知名模特企业和影视公司现场选拔优秀人才，学生和企业供需见面，体现了“大赛点亮人生、技能改变命运”的办赛目标。

　　五是交流国际化。比赛过程中，大赛承办方邀请国际模特行业、企业精英参与，在大赛评审、国际化人才选拔标准、国际化模特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进行交流，开展国际化合作项目研讨，促进中国模特行业与国际模特行业的友好交流，加深了解，探索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六是紧密结合国家大政方针办赛。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今年，李克强总理专门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工作，近日，国务院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并即将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体现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国家意志。当前，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最佳载体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正蓬勃开展，数以万计的职校学生在这里尽情释放青春光彩，开始自己的追梦之旅。本次模特表演大赛正是借助职教改革的春风，积极探索模特行业人才培养新模式，引领国内模特专业发展方向。

　　七是政府支持、行业主导、企业参与。今年，北京市首次作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分赛区，承办“模特表演”和“城市轨道车辆运用与检修”两个全国大赛项目。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从人力、物力、环境等方面给予大赛大力支持，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对大赛给予全程指导，知名模特企业担任比赛现场执行，尤其是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大赛组委会精心选择751 D?PARK时尚设计广场作为模特表演赛项的举办地，就是要依托北京“时尚之都”的深厚底蕴，借助798浓厚的艺术氛围，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模特后备人才播下成长、成功、成才的种子，为他们的职业人生留下闪亮精彩的一页。

　　八是充分发挥国家级示范校的综合实力。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作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项目校和北京市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委员会主任校，已连续七年承办北京市中职模特大赛。学校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学岗直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年来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优秀职业模特人才，上百名学生在国内国际模特大赛中屡获大奖，近年来活跃在世界时尚舞台的世界名模王伊娜、中国名模单静雅均是该校培养的学生。

　　作为又一项全国性的时装艺术盛会，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模特表演赛吸引了众多高等院校、国际国内知名模特经纪公司、影视公司、时装模特界的知名人士云集751 D?PARK，共同助力模特职业人才培养事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模特后备人才铺设了一条从“职校学生”通往“职业模特”的星光大道。

　　一面是市场对中职生日益火热的需求，一面却是中职学校相对冷清的招生，中职教育为啥缺少吸引力？社会对中职教育的偏见如何破除？专业技能型人才实行分类高考后，中职教育能否迎来转机？

　　——编 者

　　经费投入连年增长，办学水平一直提高，对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巨大——但说到底，中国的职业教育对多数学生和家长还是缺少吸引力。但是，近期在上海，记者看到了职业教育的一些新变化。

 　 职业启蒙教育能否做得更早更好

　　自己动手在布面作画，然后做成有个性的T恤、布包；把一根普通电缆制作成网线，再用它体验上网；跟着未来的厨师们学做香甜的点心……日前，上海面向中小学生开展“职业体验日”活动，家长可以带孩子走进中职学校和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参与根据不同年龄段设计的共212个职业项目。

　　面向整个城市打开中职学校大门，提供职业体验活动，在上海还是第一次。去年，上海在“星光计划”中职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中组织了一些初中生现场观摩，反响很好，于是就有了今年的“职业体验日”。外界的积极反响让主办方始料不及：没怎么宣传，第一批网上试推的1万个名额一抢而空。

　　在农业学校，你可以当小农夫，学种盆栽、当草坪“理发师”；在技工学校，有数控木雕、3D打印、操作机器人等项目，在服务性行业集中的中职校里，你可以参与一回古玩艺术品拍卖、学调鸡尾酒或练习“极速点钞”。每个项目前都是人头攒动，候场的队伍排得很长。

　　耐心地将丝线分成几股，然后拈针刺绣，在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一名家长看到二年级的女儿如此专注都很惊讶：“平时老觉得她缺兴趣、没长性——要是读书也能这么专心就好了！”

　　“职校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学得轻松，都是差生。”美术专业一年级学生朱靖辰自信而坦然地说：“我初中学得累，成绩一般，进了中职，一样功课紧张，但喜欢就不累。这里不拼数理化，比的是技能和创意，职业目标也更清楚。”小朱说，毕业后他会继续考大学。

显然，很多家长都把职业体验当成了带孩子放松的手段。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处长劳晓芸告诉记者，在美国，孩子6岁就要接受职业体验教育，中国的职业启蒙教育起步很晚，许多学生直到填高考志愿时，还对个人特长兴趣和各种职业特性缺乏了解。

　　在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印杰看来，职业体验活动有利于启迪学生未来发展。“让学生更早对职业有认知，较早认清自己兴趣所在，日常学习将会更有动力。”他甚至设想，今后上海是否可以形成传统，将每年4月办成青少年的“职业体验月”。

　　中职毕业生收入稳增为何爱跳槽

　　虽然人们对中职教育存在一定偏见，但近日上海市教委发布的2013年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显示，2013年，上海市86所中专、技校、职校近4万名毕业生总体就业率高达97.8%。在超过2.2万名直接就业的2013届上海中职毕业生中，所学专业与就业岗位对口或基本对口率达84%。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总数再创历史新高，达727万，有了上一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大学生就业难似乎已成常态。

　　据调查，近几年上海中职毕业生收入持续提升，护理、航空服务、数控技术等专业月收入超过3500元的占四成，2010届中职毕业生起薪多在2000元以下，工作3年后，五成以上税后月薪已超过3500元。受访中职毕业生中，仅有不足一成对目前收入不满意。

　　不过，调查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0—2012届毕业的中职生，只有四成还在原单位，有过2次及以上跳槽经历者超过40%，且多从国企转到民营中小企业。用人单位调查也显示，中职生“岗位稳定性一般”。

　　中职毕业生为何频频跳槽？不少用人单位归因于中职生年龄较小，“在岗位敬业精神方面有所欠缺”。但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职业教育研究专家陈嵩看来，关键问题仍在于劳动用工制度的不规范和薪酬体系不尽合理。“一些国企的薪酬制度仍存在‘惟学历’倾向，对中高职毕业生往往抱着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心理，中职毕业生只能通过跳槽获取更好薪酬。”陈嵩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关注技能型人才的起薪和技术岗位准入标准的规范实施。

分类高考后职业教育能否迎转机

　　“刚进校，学生大都不敢和老师交流眼神，因为用传统的教育标准看，他们是差生，是失败者。但现在，他们多阳光自信！”职业体验日里，几乎都是学生志愿者唱主角：维持秩序、讲解要领、带头示范。感慨于学生的成长，上海商贸旅游学校的徐本方老师这样说。

　　上海商贸旅游学校是黄浦区属的一所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本是区内“兜底”招生的学校。如今，这里的毕业生却异常抢手——刚进5月，已一个不剩。与不少职业学校追求规模化办学不同，商贸学校近几年探索精致化办学，招生规模从5000多名缩减到了3000多名，专业从20多个减少到11个。

　　“不要用旧眼光看待职业教育，未来不会是单一读书成才的时代。产业在转型，第三产业新岗位不断出现。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我们职校的学生，要成为‘有能力的好人’，过上有自尊的生活。”校长李小华说。

 　　商贸学校的毕业生里，有40%升入高职院校继续深造，李小华说，这一比例还会继续提高。今年教育部宣布，将对专业技能型人才实行分类高考，上海在推行4年“中高职贯通”之后，近期还开始在一些应用技术类高校探索让学生从中职读到本科的“直通车”。

　　在陈嵩看来，分类高考，意味着中等职业教育不再是“断头路”，职业教育可能由此走入社会观念与办学现实的转折期，从而逐渐回归为一种“类型教育”，而不是“低层次教育”。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搭建起完善的高水平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更多高质量、有特色的职业学校，让中职生真正做到“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希望，终身学习有基础”。

　　记者手记

　　改变命运，职业教育也可以

　　有哪些东西会伴随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且紧密关乎我们的幸福感？答案有两个：家庭和工作。

　　工作与职业关乎人生幸福。但多年来，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有些“偏门”。尽管早有《职业教育法》，多地职教经费却难以做到持续、均衡和足额地拨付；尽管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中职教育对改变孩子乃至家庭命运有着实际意义，但在不少人的眼里，读中职的孩子就是差生，是“失败者”，遑论自我实现与幸福感？

　  一边是已持续数年的“史上最难大学生就业季”，一边是中职毕业生行情见长和招工难、缺技师，如此荒诞的情形最终让我们迎来了职业教育命运的转折——不久前，教育部宣布分类高考，让包括中职生在内的技能型人才不再非得和学术型人才一样拼知识记忆和解难题水平，而是有了自己的上升通道。经济转型时代的中国发展，不仅需要有几个“领军人物”，更应该倚重的是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

　　知识改变命运，技能同样也可以。职业教育的认同感，应该实实在在地存在。社会观念的偏见与轻忽、人才培养的单一和偏执，真的到了该扭转的时候了。 

 　 6月6日上午，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酒店服务赛在广州碧桂园凤凰城酒店闭幕。据悉，该赛项连续三年由广东省教育厅和旅游局承办，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协办，是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层次最高的酒店服务类技能竞赛。

　　广东省旅游局副局长王志红致辞。

　　据了解，从6月4日开始，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36支代表队共计144名选手参加总决赛。本次大赛裁判人员20%为行业专家，25家著名旅游企业大力支持本次大赛，是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合主办部门最全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

　　闭幕式现场表演。

　　本次酒店服务竞赛分为中餐宴会摆台、客房中式铺床两个赛项。在比赛现场，144名选手用娴熟的业务知识和精湛的技能展示了中职学生的风采。

　　“专业学好不愁找工作”

　　小梅是番禺区农业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考试的内容都在我们学的范围内，不会太难。”考完后，她心情显得很轻松。小梅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开始实习，但她希望能继续在学校学习。“那些找工作的同学，也是玩一段时间才工作的，感觉学不到太多东西”。

　　小梅认为，比起高中生高强度的复习，他们虽然稍微轻松点，却也压力不小，“毕竟还是想拼一下，读更好的学校和选择更好的专业”。

　　曾先生的女儿是中职生，他希望女儿能考上广州大学，“不是为了文凭，而是希望她能提升自己”。曾先生坦言，自己是生意人，招聘的时候从不看重学历，“我更看重一个人的能力”。

　　“成人高考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考生小钰很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她学的是计算机网络专业，这被她认为是以后一定会“更火”的领域，“很多广告公司、网络公司都需要这个专业，所以就跟着潮流学了”。小钰所在的年级有200多名学生，100多人都来参加高考了，“有50多人已经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

　　在小钰看来，大部分中职生都会选择高考，但高考并非唯一的出路。“专业学习好的学生，早已通过自主招生考上了心仪的学院，专业没那么好的学生都会参加高考，希望在大专院校继续学习原来的专业，或者转学其他专业，也可以直接出来工作”。

　　正是因为有“退路”，小钰也尽量让自己保持好心态。“只要专业学好，以后也不愁找工作，未来还是要靠自己。”小钰希望自己至少能考上大专院校，继续学习计算机专业，“不断提升自己”。

　　来自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的小梁并没有参加高考。“对于我们来说，成人高考反而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小梁说，他们专业当时报名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是来参加考试的只有20人左右。“大部分人已经工作或者实习，还有一些因为参加自主招生已经被录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创业率约为1%，跟国外比起来偏低。国家计划从2014年到2017年，通过各项政策扶持和创业服务，来扶持80万以上的大学生实现创业。

    为何大学生创业率多年来起色不大？对此，多数人将其归咎于高校创业教育纸上谈兵，创业师资缺乏实践素质，政府扶持政策不力，等等。但笔者以为这只看到了某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国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创业教育缺失。

　    语言学家吕叔湘说过：“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诚哉斯言，教育即培育和生长。创业教育关键在于在学生心中播撒创新创业的种子，激发起创造潜能，而不是像流水线一样，以同一个模子铸造产品。然而，我国创业教育引入迟、起步晚、发展慢，目前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是一片空白。创业教育就像道德教育、安全教育一样，需要从小就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贯穿于教育各个阶段。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已建立了完备成熟的体系，涵盖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直到本科、研究生教育全过程。

　    总之，没有从小就养成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一味地寄希望于通过大学阶段的政策宣传、理论灌输、技巧训练、创业演练来提高创业率，很难取得实效。只有将创业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才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点燃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大学生们踊跃创业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据了解，为引导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决定，实施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各地有关部门普及创业教育、加强创业培训、提供工商登记和银行开户便利、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提供创业经营场所支持、加强创业公共服务6个方面综合施策，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服务。

　　针对大学生创业资金不足问题，通知要求各地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各地要认真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在符合规定前提下，加大对创业大学生的支持力度，简化反担保手续，强化担保基金的独立担保功能，适当延长担保基金的担保责任期限，落实银行贷款和财政贴息，重点支持吸纳大学生较多的初创企业。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作用，更多支持大学生创业实体。要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群团组织、天使投资人等以多种方式向创业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设立重点支持创业大学生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对支持创业早期企业的投资，符合规定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所得税优惠或其他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要对现有各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进行整合，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向大学生创业实体提供支持。

 　 2014年高考试题答案2014年高考饮食宝典2014全国各地高考现场2014年高考时间安排各学科好就业专业男女 文理高考专业

　　中国教育在线讯 5月29日，2014年全国铁路职业院校“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在山东职业学院圆满落幕。闭幕式上，山东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王荣昌、副院长徐冬、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袁清武，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竞赛总裁判长刘志明，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董黎生为获奖个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获奖学生 摄影/秦学昌

　　据悉，本次大赛自5月26日开始，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25G型客车综合控制柜使用与维护》、《检查及处理25G型客车综合控制柜空调故障》、《15号车钩钩头分解组装及试验》、《209T型转向架落成检查》、《塞拉门性能试验与故障排除》、《104型制动机单车试验》等6个实作科目和车辆钳工（中级）、车辆电工（中级）等2个理论科目的比赛，共产生一等奖31名、二等奖61名、三等奖90名。

　　“铁路客车段修”技能竞赛正在进行 摄影/秦学昌

　　铁道车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袁清武表示，大赛旨在探索多方协作的竞赛机制，推动各校专业基础能力建设，检验各校执行专业标准的实施情况，检验各校的专业教学质量以及通过组织竞赛观摩和竞赛指导培训教师执教能力，提升执教水平。袁清武认为，此次竞赛充分展示了全国各铁路职业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技术业务素质和精神风貌，对激发青年大学生学技术、练硬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希望各铁路职业院校以这次技能竞赛为契机，广泛深入开展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激发广大在校大学生勤学苦练、刻苦钻研的学习热情，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为祖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山东职业学院王建科 供稿）

2014年全国林业行业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黑龙江代表队团体夺魁

　　5月20日至22日，2014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林业行业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广西高峰林场六里分场举行。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集团共30个代表队90名选手参赛。

　　经过预赛、决赛和理论考试的激烈角逐，代表黑龙江省参赛的尚志国有林场管理局小九林场赵鑫、苇河林场马绍林和尚志林场刘志宇3名同志，在领队黑龙江省林业厅森林经营局韦国彦同志带领下，凭借扎实过硬的业务功底和勇于拚搏敢争第一的精神，取得团体第一名、个人全部为三等奖的好成绩。

　　这次技能大赛由国家林业局、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和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共同主办，是我国国有林场创建60多年来举办的第二届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也是首次升格为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的国家级二类竞赛。参赛队伍由首届的24个增加到30个，四大森工集团首次派队参赛。设个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12名、优秀奖15名，设团体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获个人一等奖的选手将报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获二等奖的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获优秀奖以上的颁发获奖证书和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本次竞赛主题为：提升技能促生态，历练队伍展风采。竞赛内容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技能操作考核包括林分因子（公顷断面积、平均胸径、树高）调查和抚育间伐模拟施工设计（选择采伐木、控制均匀度及蓄积、株数采伐强度）。这些技能操作考核项目均是森林经营工作中实践操作的核心内容，完全能够反映选手的实际专业技能水平，所以说这次技能竞赛的项目和内容十分贴近林业生产实际。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全体参赛选手的鼓励和鞭策，而且对促进和提高全国林业行业职工队伍的整体职业技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将在全国林业系统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黑龙江省林业厅对此次大赛高度重视，这次全国技能大赛也是对黑龙江省森林经营工作的一次大检阅，取得如此成绩也反映了黑龙江省森林经营技术队伍的业务水平。比赛结束后，业务主管厅长张风仙、副厅长张学武、森林经营局长宋德义等亲切接见了带队何志强及全体参赛人员，对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衷心祝贺，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在森林经营战线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成果替代课程学分调查分析

 创业学生分发快递

创业学生在做运动鞋个性化彩绘

 创业学生为自己店的帽子代言 

    近三年来，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义乌工商学院）三届毕业生创业率分别达8.5%、13.8%、14.2%，连续3年位居全国高校首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义乌工商学院目前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高校电子商务创业实践基地，全校共有1800余名同学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业，义乌工商学院的“大学生、小老板”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的一个典范。

    这样的成绩，源于在创业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义乌工商学院创造性地使用了课程替代：创业学生可以用创业取得的经营业绩来替代某些课程的学分，以顺利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

    产生背景

创业学生不能按时完成理论课程学习

    创业业绩如何替代课程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教育评价新思路带来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质疑

    当前，大多数高校按照传统模式，以理论教学来推进创业教育，义乌工商学院则积极鼓励学生开网店。随着创业活动的深入，不少创业学生暴露出了学习上的短板，他们考试不及格，甚至不能进行正常的课堂学习，随之而来的是考试不能通过。当创业学生不能按时完成理论课程学习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时，如何平衡创业与学业的关系成为义乌工商学院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深化创业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为激励学生更好地创业，义乌工商学院制订了课程替代制度。

    一边是优秀的创业业绩，一边是理论考试挂科；一面是受人尊敬的“小老板”，一面是不能毕业的“挂科生”。这种状况在很多学生身上尴尬而又真实地存在着，如何给这些“学生老板”定位，学校的态度直接关乎创业教育改革的深化。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如何评价学生在创业实践中收获的知识和能力，成为深化创业改革时碰到的一个棘手难题。

    为了给这类学生一个合理的定位，义乌工商学院对创业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在充分调研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创业是一种学习，而且是一种更有效的学习”。用课程替代合理平衡创业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创业型学生脱颖而出。

    义乌工商学院《课程替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为鼓励学生创业，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选择创业教育活动形式。创业活动的项目成果经认定后可以替代课程的学习并获得相应学科成绩，并记入学生成绩档案。”课程替代鼓励创业学生以自学、旁听、与任课教师单独联系等多种方式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以顺利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

    具体内容

创业业绩如何替代课程

    在义乌工商学院12e创电商（2）班，29名学生中有10名同学参与了课程替代，有的人符合申请一门课程免修，最多的人可以申请除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之外的所有课程免修。他们替代的课程有“现代经济学”、“财务管理”、“办公自动化高级应用”、“消费者行为学”、“物流管理”等。

    以外语外贸分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学生创业业绩达到一定指标后，除思政类课程、公共基础课、淘宝专业基础课不能免修外，其他课程均可视情况申请免修。具体免修的课程由专业教研室与分院批准，同时由教务处与创业学院审核。

    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各专业教研室确定本专业能被创业业绩替代掉的课程，每学期不超过4门。符合课程替代要求的学生必须提出申请，经班主任核准课程、签字同意、严格把关后，再由学生所在分院、创业学院、教务处批复同意，才能最终认定为允许课程替代。

    课程替代实施之初，很多教师担心这项制度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的确有学生将课程替代作为护身符，以创业之名请假逃课，从事与学业无关的事情。

    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学校规定，经过批准免予正常上课的学生，在此期间必须保证从事创业活动，并接受创业学院和其他教师与学生的监督。如果发现以创业名义逃课逃学者，一律取消课程替代资格，并按照校规严肃处理。

    在校内，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认可这种教育模式，有很多学生退出了创业行列，选择传统的学习模式完成学业。也有不少专家指出，大学阶段应以传统的课业学习为主，为今后的求职、就业奠定基础。

    现实影响

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课程替代是否合理并不能在理论上进行论证，还要看其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能否更好地培养创业人才。一项针对义乌工商学院百余名创业学子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同学表示，因为忙于进货、发货，经营自己的网店，没有时间从事理论学习。大多数同学表示课程替代能够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很多同学在实践中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教学效果更好，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容易被激发。

    一提起创业，很多人就将其与“风险投资”、“技术创新”等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认为创业者必须具备“T”字形的素质和能力结构，具备很宽的知识面和很精深的专业知识，因而在开设创业教育类课程时，过于贪多求全。对高职学生开设过多的理论课程势必削弱实践教学，接受如此多的理论课程，学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创业实践。

    创业教育涉及经济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内容体系庞大，课程体系复杂。高职学生文化课基础原本薄弱，对学生开设如此多的课程势必会成为一种负担，而且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创业教学有其自身特点，创业课程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与代替一切。课程替代基于现实出发，易于操作，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解决了创业学生学业上的后顾之忧，为高职创业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

    在创业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义乌工商学院遇到过很多困难，但观念上的阻力更可怕。创办了公司的学生石豪杰为多名同学提供了就业岗位，突破了千万元的年销售额，但他已有6门功课累计不及格，根据《学籍管理条例》，出现这种情况应被勒令退学。经过反复考虑与充分调研，义乌工商学院认为石豪杰的创业成绩和优秀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一个学生是否优秀，与他是否挂科没有直接的关系。”工商学院决定不对其进行开除处理，还要授予他“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提供了教育评价新思路

    有人形象地描述高职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的历程：大一步入校园时，学生满怀激情，暗下决心，立志到大学之后要好好创业，而等上完创业类课程后却发现，创业很艰巨，创业者必须具备各种素质和能力结构，创业必须要有一定的人力与物力作为基础。经过中国式的创业教育后，学生的创业热情冷却许多，创业动力也逐渐消退。理论式教学导致学生接受创业教育后，没有创业的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创业。

    提及创业教育，很多人认为其目标在于培养人的创业精神，很多高职希望通过创业类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有了创业精神的学生方能从事创业活动。很多人总是认为创业教育重在培养创业精神，而不在于创办企业，更不能以创业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创业教育的成效。实际上，当把创业精神的培养当做创业教育唯一考核目标时，很难考核创业教育目标是否实现；当创业教育目标是否实现都难以认定时，就更难以去组织实施创业教育，并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了。

    课程替代从创业业绩出发，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点。在课程替代模式下，考核创业学生可以不考虑学生修完了多少门课程，通过理论考试取得了多少学分，可以不去衡量创业精神是否得到了培养，而直接去看学生取得的创业业绩。同时，考核创业指导老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考所指导学生的创业业绩，不完全从开设了多少门课程，申请了多少课题等角度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充分调动了师生的积极性，具有实际操作意义，能够促进创业教育的良性发展，改变了我国创业教育局限于理论教学的困境。

带来教育功利化倾向的质疑

    在课程替代下，工商学院的创业学生可以“不务正业”，在校外到处“折腾”。学生创业业绩很重要，创业学生考核不完全由任课老师与考试成绩来评定，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创业业绩。与一般大学生相比，创业学生少了一些读书人应有的书生气，多了一些商业人的市侩气，这种培养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有点格格不入。

    在培养“学生老板”的同时，不少人认为课程替代过于注重创业业绩必然导致对理论教学的忽视。当两者相互冲突时，如何平衡之间关系并无可以直接借鉴的模式。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将时间投入到创业实践中，必然减少其他教育时间。课程替代评价学生以创业业绩为出发点，而传统评价体系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当课程替代与传统教育理念发生不可调解的矛盾时，如何合理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考验着课程替代实施者的智慧。

    课程替代的横空出世，是对当前中国教育前所未有的突破。国内有学者对此深感担忧，认为义乌工商学院的初衷是“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或学习僵死无用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尽早进入社会”，认为义乌工商学院所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与陈旧，但却使教育彻底庸俗化。课程替代甚至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只是让教室提前成为商场，学生们提前成为小商贩。

    理论学习与创业实践孰轻孰重？课程替代鼓励学生投身创业实践，将课外实践提升到与课内学习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种新型理念，有学者认为课程替代轻视理论教学，反知识化倾向极端明显。许多学者认为其忽视理论教学，会对高等教育产生误导。

    （贾少华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玉成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教师）

        如何给学生更加充分地自由选择专业。这种“自找麻烦”的事情，邬宪伟花了21年时间去研究和探索。

        这种探索，从最初的“2年普课+2年专业课”，到后来的“1年普课+3年专业课”，再到现在的“1年普课+3年专业课”与“全3年专业课，中途凭学分换专业”并举，给了中职学生们一个“二次选专业”的机会。

        “只要专业课学分和普课学分加起来满足毕业条件，就能提前毕业。”学校教研室主任王珺萩告诉记者，中职学生也可以像很多名校大学生们一样，刷学分、换专业、早毕业。

    校长“吐血”遭遇：学计算机软件以为是学玩游戏

        邬宪伟在职教行业干了30多年，这一过程中，最令他头疼的，不是师资问题、就业问题，也不是教学水平问题，而是“孩子们选专业”的问题。

        根据他多年的观察，初中毕业生们进入中职学校，在选择专业时，大多听老师的、听家长的或者光凭“感觉”，很多学生连自己所选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都不清楚，仅凭“听说不错”、“听上去还可以”就作出决定，而这一决定，将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最令邬宪伟“受刺激”的一次，就是学校刚刚开办计算机软件班那会儿。新开办的计算机软件班被社会各界广泛看好，400多人报名，仅录取40名学生。那次入学考试，在职教界，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招进来的，清一色都是数学成绩很好的，清一色都告诉我，我从小酷爱计算机。”

        那次招生，邬宪伟感觉“生源质量很不错”。但一年之后，学生们的成绩却令他几乎“吐血”——全班一半的学生要留级，这批学生连计算机软件专业最基础的VB（即Virtual Basic，一款通用的编程语言——记者注）课程都没及格。   

        邬宪伟调查该班级教学情况时，同学们的回答令他哭笑不得，“他们说，校长我们真的没想到计算机软件课程那么枯燥，还以为跟家里电脑上玩游戏一样的呢。”

        除计算机软件班这个极端案例外，邬宪伟还见过许多“不靠谱”的选择——一些非常内向的孩子选读对外交往要求高的文秘专业，一些静不下心来的外向孩子选读枯燥的数据分析类专业，一些完全没有空间概念的学生选读空间分析要求高的数控专业，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弱的学生偏要选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等等。

        这些“不负责任的”的专业选择，将会导致孩子们专业课学不专、上课易产生惰性等问题。在邬宪伟看来，让“适合从事某个职业的孩子选对职业”是职业教育“服务学生发展”目标的重要实现途径。

        他开始有意关注德国、美国的一些职业教育的做法。一种名为“职业性向测试”的软件吸引了他的目光。没钱买回来，他就组织学校教师团队“照葫芦画瓢”自己做一套。

        1993年，邬宪伟的试验开始了。他将以学分制为主的“职业试探教育”和“职业性向测试”软件结合，开发出一套“帮助十五六岁孩子选专业”的好办法。

    中职生也可以“走班”听课

        如今，所有进入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学生，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4年制学生，他们入学第一年统一学习文化基础课程，第二年开始选专业；另一类是3年制学生，他们入学即有专业，但可以在第二年通过专业面试、笔试“转专业”。

        学校教研室主任王珺萩介绍，4年制的学生在第一年除了必修基础课外，还可以自行选修感兴趣的专业课。这些专业课，都是采取“职业试探教育”的方式进行选拔。未来想学珠宝首饰专业的学生，可以选修美术课；想学计算机软件的，可选VB课；想学媒体制作的，可选摄影摄像课；想学化工的，可选化学课；想学机电、数控、自动控制的，可选CAD制图课。

        所有这些选修课的设置，只有一个目的——让学生们“试试看”。选修课的一大特色是，会带着学生们到工厂去“看看这个职业究竟是做什么的”。对教师授课方式、授课内容不满意的，只要两个星期“试听期”之内，还可以申请“换课”。

        一年之后，每个学生可以填写3个志愿，并参加一次“职业性向测试”，看看专业电脑软件会推荐自己从事哪个职业。

        而3年制的学生，虽然入学时有专业限制，每天上的也是专业课，但在第二年可以“转专业”。

        计算机软件专业二年级的秦嘉怡就是去年9月刚刚从工业分析与检验专业转来的学生。她告诉记者，自己中考时因为成绩不理想，没能进入竞争激烈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但在一年级时，她利用各种业余时间自学计算机编程。

        她向计算机专业学长借教科书自学，到书城买编程书回家自学。一年后，她通过计算机软件专业老师的面试、笔试、机考，顺利换了专业。王珺萩介绍，即使考试落榜，也可以转专业，但要在新专业补上漏掉的一年课程学分。

        据悉，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学生能否在本专业毕业，取决于其学分完成程度，如果能提前修完必修课和专业课学分，学生可以提前毕业。王珺萩说，这所学校每年都能有10%左右的学生提前毕业，其中4年制学生约能提前1年毕业，3年制学生则很少有提前修完学分者。

谁都知道“二次选专业”好，但试水者寥寥

        记者注意到，在上海这座以“教改自贸区”自居的城市，尽管职教界很多人都知道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的“二次选专业”、“学分制”、“走班选课”做法，但愿意紧随其后试水者却寥寥。 

        邬宪伟说，最大限度的给学生选择的自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学校为此要实行全面的课程体制改革，小到每学期各种大小教室的使用、排课，大到构建一个选课系统、若干台上课刷卡的机器，都极费周章。

        “本来一个班级一张课表就够了，现在一个班级40个人要有40张课表。还要有刷卡机，以防止学生们逃课。”邬宪伟说，这种制度，学校试了21年，到现在，还只能说在“继续试”。

        上海职教界近来受到“中本贯通”学制的利好，参与试点的3所中职学校（包括上海信息技术学校）如今都开始试点在个别几个“贯通专业”中制定7年制的全面培养计划。但敢于在学生入学后，给孩子们一个“试错”机会的，据记者了解，只有上海信息技术学校。

        职教界一个较为普遍的想法是，在当下职校招生吃紧的当口，搞“二次选专业”不如加快促进“中本贯通”来得更能快速吸引生源一些。毕竟，那3所“中本贯通”试点中职，都迎来了久违的“招生旺季”。

        但邬宪伟看得更远一些，他的胃口更大。他告诉记者，“二次选专业”、“学分制”、“走班选课”等做法都是在为未来打算，“我希望把学校打造成一个中职、高职、本科一体化的学校。”

        在近期几次出国访问中，他重点关注的也是一些“一体化学校”的经验。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荷兰海事大学都是他努力学习的目标，“职教一样可以出精英人才。”

　　13日下午， 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模特表演赛项北京选拔赛在798正式开幕，现场出席的有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东城区政府、东城区教委等部门的领导以及50余所职业学校、近30家中等职业学校的赛委会委员。

　　据介绍，此次北京市技能大赛模特表演项目比赛经过一个月的选拔比赛，最终参与角逐的有服装模特表演项目19名选手、平面模特展示项目26名选手。大赛选拔从选手的基本体态、T台技巧、风格化演绎、产品展示、镜前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最终将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4名，其中位居两个分赛项前两名的选手将参加6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现代职业教育的实质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专业教育，因为要满足三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即学生求职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建设需求，这三个需求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职场的需求。

        全世界面向职场的各种专业教育中，医学专业教育是做得最好的。无论医学专业的中高职或者本科及研究生以上，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都非常明确具体；人才所需的素质、能力、知识和技能都是由职场的工作岗位需要来决定；专业教育有学科的必要支持，但一定以医务专业人才的岗位职业性为主导。在教学培养过程中，学生除了基础课主要在校内完成外，专业课几乎全部在实习医院各科室完成。在实习医院，学生面对的工作是真刀真枪的治病救人，是完全真实的职场环境。专业课的教师就是医院的医生。

        学生在这样的职场环境中熏陶、实践、学习，成长为专业人才，毕业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住院医生”训练才能独立行医。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专业教育作出了榜样和示范。美国卡内基基金会8年前曾经就美国工程师、律师、医师、护理师和牧师的培养为典型做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找出专业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其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一对比了医学专业教育和工程专业教育。最后的结论是工程教育应当向医学教育学习看齐，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回归工程”职场，为未来培养合格工程师。由此看来，医学专业教育是成功的、典型的现代职业教育。

        国际著名的合作教育模式（Cooperative Education）已在全世界发展了100多年。这是典型的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它在40多个国家1500多所大学实施。合作教育是“工学交替”的教育模式，很像中国1950～1960年代昙花一现的“半工半读”教育。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1957年建校开始就以合作教育作为本科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现在已坚持了57年，成为世界产学合作教育的旗帜。该校1万名本科生从大一开始每4个月在学校和产业之间切换，交替学习或带薪顶岗工作；该校与全球3500个企业合作；学生在毕业前已具有6次4个月的企业工作经历，从企业最基层的办事员做起，直到工程师工作。所以，他们是专业教育与产业需求无缝连接，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非常高，得到微软公司及其董事长比尔·盖茨的高度评价。滑铁卢大学是国际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曾被某一排行榜列为世界排名前100所大学。“合作教育”就是面向职场本科专业教育的一种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成功典范。

        过去10年，在国家政策、资源的支持下，中国开展了37所示范软件工程学院（下称“示范软件”）和109所示范高职院校（下称“示范高职”）专业教育改革的示范工作。“示范软件”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以软件工程专业为例的示范工程，所有示范学院都建在以清华、北大为首的研究型大学，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软件产业职场需求的国际化复合型软件工程师；“示范高职”则是在高等专科层次、包括所有专业在内的示范工程，其培养目标是面向职场需求的技师技术员和各行各业的中等专业人才。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培养目标是职场上不同层次人才，其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素质知识技能也不同，所对应的专业教育在生源、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方法、教学过程、师资、教学资源诸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 面向职场未来的人才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的教与学；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职业性与专业性的统一；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市场和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体制。毕业生可与职场无缝连接，就业率／就业质量高，满足产业的人才需求。他们的成功可以向从中职到博士生专业教育的所有层次示范，向理工农医商法教管等所有专业进行示范。这两个示范工程也都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典型。

        国内外面向职场专业教育的成功例子都说明，求职导向、面向职场需求、产学合作、工学交替等模式并不意味着只适用于中低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不会导致教育质量低劣。这一模式是从培养中低层专业人才的职业教育发起并证明其生命力，但也是培养职场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必由之路。

        现代职业教育，实质就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所以，学校名称是否冠以“职业”两字并不重要。不冠以“职业”两字的专业教育，不管所培养的人才在职场层次有多高，也应“面向职场需求”，也要采用现代职业教育的共同成功模式，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弱化“职业教育”的名称，强调“面向职场”的实质，使所有的专业教育“接地气”，回到原点——面向职场需求。

    最近教育部和农业部共同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简称《培养方案》）的通知，这不仅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也是农民教育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农民教育和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在我国还是一件新生事物，特别是对在职农民进行系统的学历教育，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各类职业院校和农民培训机构要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探索和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三重关系。

    第一，处理好教育与培育的关系。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不仅需要教育，而且需要农业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包括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如新型职业农民可以通过流转获得生产性用地，生产过程中能获得的支持与帮助，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补贴制度以及农业政策保险等。没有适合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农业制度环境，就难以构成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教育新型职业农民也就无从谈起。有人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初中毕业的青年人，问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有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和从事农业的愿望。如果我们培养的人不愿意从事农业，或者想从事农业但是没有从事农业的条件，对教育来说就是一种浪费。因此，对正在务农的人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是最为可行的方式。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特征是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理念。这需要长期持续的系统教育过程。由此可见，仅有职业农民的形成的农业制度环境是不够的，新型职业农民不会自动形成。同样，仅有对农民的教育过程也是不够的，因为当人们不能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多种资源时也不能成为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过程，是把对农民的教育和对农民与农业的支持有效结合起来，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培育出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二，处理好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培养方案》明确规定，学生在学制有效期限内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考试考核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毕业学分数，即可获得国家承认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由学校颁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采用弹性学制、灵活的教育方式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对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与其他受教育群体显著不同在于，新型职业农民并不是靠这张“文凭”作为进入社会的敲门砖，而是要通过学习获得实实在在经营农业的能力。这就对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机构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教育机构的特殊要求。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在要求办学机构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不仅具有理论教学水平和条件，还要具备解决农民生产和经营实践中具体问题的能力，具备能够进村、入社、到场，把教学班办到乡村、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村社区和家庭农场的能力。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既要强调系统正规，又要强调灵活和实用；既要方便农民学习，也要方便农民之间的交流。要始终把提高农民的综合能力作为教育和考核的主要指标。

    第三，处理好依托《培养方案》与创新课程体系的关系。《培养方案》在制定中，坚持了服务产业、农学结合、实用开放、方便农民、科学规范等原则，按照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农业产业特点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经验，科学设置专业课程体系，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实践环节的教学方式，建立并完善以学分认定和管理制度为纽带的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体系，这些都是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质量的依据。只有依托《培养方案》，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体系，衡量和评估教育质量。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个新事物，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活动具有综合性特点，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难以适应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因此，各地农民教育机构应该在《培养方案》指导下，积极创新课程体系，特别要鼓励开发出能够满足新型职业农民需求的综合性课程。如农业概论、家庭农场管理、农业风险规避、农业政策与涉农法规等，都是农民需要的有待开发的综合性课程。综合性课程不是多个专业课程的简单相加与合并，而是要建立自身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和独立的思维视角。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教育部门的重要责任，也是农业部门的重要基础。但是，仅仅靠教育和农业部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也需要教育机构的大胆创新。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农民、关注农业，形成支持农业和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与合力，才能创造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环境。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全国政协委员高美琴代表台盟中央发言

　　改革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着力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贯通衔接，是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破解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一条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衔接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大部分升入高职的学生非专业对口升学，影响学生职业技能的持续养成。二是中、高职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重复，造成教育资源和学习时间的浪费。三是部分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文化基础课跟不上教学要求。四是民办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偏重于办学成本低的专业，市场紧缺但办学成本较高的工科类专业则较少设置。

　　在中、高职衔接方面，台湾地区有着较为完备和丰富的实践与经验，主要体现在：各层次职业教育衔接顺畅。突出专业技能培养导向。大力扶植私立大专院校，并编列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

　　台湾地区的实践与经验，为我们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此，建议：

　　第一，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技能型人才培养向上延伸。依据不同专业技能养成的规律，重新修订中、高职教育专业目录，明确中、高职衔接专业，确定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

　　第二，改革招生制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非连续性培养。高职院校应招收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职毕业生，通过往复培训，工学交替，实现高技能人才非连续性培养。

　　第三，以职教集团为抓手，整合职教资源。

　　第四，严把中、高职贯通专业审批，强化教学质量管理。

　　第五，给予民办高职院校更多扶持。鼓励其发展工科类及面向二产的市场短缺专业，改善与优化民办高职的专业结构。